我向来推崇道家的“相由心生”，一个人的面相如何，皆缘由于他的内心层次，而内心层次不光是成形于其个人性格，与他所处的社会面貌亦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因此，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即个人身处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个人的面相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注意，我这里不是在重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我个人的阅历而言，我看到的台湾人、香港人与大陆人民在面相上便有着十分直接的证据用以证明我上述的观点。在看法国大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前言时，我看到他也有着类似的论点，这一段见于卢梭另一本著作《忏悔录》的文字摘录于下：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是他们的政府的性质使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尽可能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可以归纳成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性质的政府才能培养出最有道德、最贤明和心胸最豁达的人民？——总而言之一句话：什么性质的政府才能培养出按“最好”二字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足可称为“最好的人民”？